古代中國，最高統(tǒng)治權之確立，常帶有神秘色彩，往往需要一種具像化的器物，以作為正統(tǒng)合法的象征。因在先人心目中，自然萬物與人一樣，皆蘊涵著固有的生命潛能與靈性。這就是所謂“萬物有靈”的觀念。而作為生命本源的“靈性”和神秘的生命力，則彌漫于各類物質之中，通過與人類的接觸、感應，與人相互滲透和交流。這是處于原始宗教階段的信仰模式。在這種宗教情結的驅駛下，先民們努力營造出一種充滿靈性的神秘氛圍，其具體體現(xiàn)便是將各種形象再現(xiàn)于制器，以象征上蒼權力的至高無上。在此過程中，吉金（即精美的青銅器）和美玉逐漸脫穎而出，分別承當過十分重要的角色。而金屬鑄造技術成熟較早，各種器皿多有鑄造而成者。作為最高權力象征的九鼎，也就應運而生。
一、九鼎傳說
鼎原本是古代烹飪之器的一種，用以燉煮和盛放肉食。鼎內置物，鼎下足間舉火，功能與現(xiàn)在所用的鍋無異。“鼎”字屬于象形字，經過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、隸書直至當今的楷書，仍保留著鼎的形體特點，擁有深厚的文化內涵，帶有濃重的活化石色彩。據許慎《 說文解字》，鼎，三足兩耳，和五味之寶器也。而出土的古鼎可以證明，三足圓鼎確實是通用形制，但也有特例。比如著名的“司母戊鼎”，就是四足方鼎。最初的鼎，是由黏土燒制而成，屬于陶鼎；后來因鑄造技術的進步，青銅鼎逐漸成為主流。鼎也終于成為中國青銅時代文化的典型器物，曾長期被視為立國重器，象征著國家的威儀和權力。同時，鼎又是旌功記績的禮器。周代的國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慶典或接受賞賜時都要鑄鼎，以旌表功績，記載盛況。
以鼎為祭器或禮器的作法，源遠流長。禮儀源于先民的風俗習慣，禮器則脫胎于生產生活用具并予以升華，鼎隨之也就從當初的炊具被賦予了神圣的職能。據《墨子•耕柱》，早在夏啟之時，鼎已被作為祭器或神器。另據《說苑•君道》記述，商時，大旱七年，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，天大雨，表明商代同樣以鼎為禮器。在殷墟甲骨文中，求雨用鼎之記錄不止一處。周代，重大祭典上重要祭品也被放置于鼎中。《逸周書•世俘》載，武王滅商后，返宗周告廟獻俘，殺祭商重臣百余，將人頭放在鼎中，由參與祭祀的“小子”、“邦君”奉上祭臺。
夏商時期，等級制度不斷發(fā)展。鼎作為祭器，同時也承當著等級標志物的角色。至周代，等級制度即所謂禮制繁瑣而嚴密，各種禮器的使用因貴族身份等級不同而有嚴格的規(guī)定，用鼎制度更占有核心位置。據《春秋公羊傳》載，桓公二年“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”。漢何休《注》云：“天子九鼎，諸侯七，卿大夫五，元士三”。隨著用鼎制度的確立，鼎成了權力的信物，而“九鼎”則為最高權力的象征。
關于禹鑄九鼎的傳說，幾乎是家喻戶曉。但確切的文字記載，則較為晚近，最早見于成書于春秋時期的《左傳》。宣公三年（公元前606年），楚莊王兵至伊川伐陸渾戎，后至洛水，在周王室境內陳兵示威。周定王無奈，遣大夫王孫滿去慰勞，楚王借機詢問九鼎之大小輕重。王孫滿道：政德清明，鼎小亦重；國君無道，鼎大亦輕。周王朝定鼎中原，權力天賜，鼎之輕重不當詢問。楚王問鼎，大有覬覦周王朝天命而代之的不臣之心。以致其后 “問鼎”專指圖謀篡奪王位的圖謀。
在其后行世的《戰(zhàn)國策•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》記載，秦臨周而求九鼎，周君患之，以告顏率，率請東借救于齊。至齊謂齊王曰：“夫秦之為無道也，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，周之君臣，內自畫計，與秦，不若歸之太國。夫存危國，美名也；得九鼎，厚實也。愿大王圖之。”齊王大悅，發(fā)師五萬人，使陳臣思將以救周，而秦兵罷。齊將求九鼎，周君又患之。顏率請東解之。顏率至齊謂齊王曰：“周賴大國之義，得君臣父子相保也，愿獻九鼎，不識大國何途之從而致之齊？”齊王曰：“寡人將寄徑于梁。”顏率曰：“不可。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，謀之暉臺之下，少海之上，其日久矣。鼎入梁，必不出。”齊王曰：“寡人將寄徑于楚。”對曰：“不可，楚之君臣欲得九鼎，謀之于葉庭之中，其日久矣。若入楚，鼎必不出。”王曰：“寡人終何途之從而致之齊？”顏率曰：“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。夫鼎者，非效醯壺醬甀耳，可懷挾挈以至齊者；非效鳥集烏飛，兔興馬逝，漓然止于齊者。昔周之伐殷，得九鼎，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，九九八十一萬人，士卒師徒器械被具，所以備者稱此。今大王縱有其人，何途之從而出？，臣竊為大王私憂之。”齊王曰：“子之數來者，猶無與耳。”顏率曰：“不敢欺大國，疾定所從出，弊邑遷鼎以待命。”齊王乃止。這是記載九鼎最為詳細的一則文獻資料，但描述其規(guī)制之大，令人難以確信。
春秋時代，禮崩樂壞，諸侯群起，逐鹿中原。前述楚莊王之“問鼎”，秦王之“求鼎”皆是對最高權力的覬覦；而周王為自保，便不斷神化“天子九鼎”，經御用文人前仆后繼的加工創(chuàng)作，使九鼎最終成為大禹所鑄，三代相承之寶器，被蒙上一層層神秘色彩，且不斷向細節(jié)深化?！蹲髠鳌分斜阌型可酱髸挠涊d。禹大會諸侯于涂山，諸侯各帶朝賀禮物，大國獻玉，小邦獻帛。后各方諸侯復來陽城獻“金”，“金”即青銅。九州所貢之銅年年增多，大禹便受黃帝軒轅氏功成鑄鼎的啟發(fā)，將各方諸侯進獻之金，鑄成九鼎。一州所貢之金用來鑄本州之鼎，并將州內山川形勢與各種奇異禽獸、神怪等一并鑄于鼎上。五年后，九鼎成，即冀州鼎、兗州鼎、青州鼎、徐州鼎、揚州鼎、荊州鼎、豫州鼎、梁州鼎、雍州鼎。其中豫州鼎為中央大鼎，象征中樞。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陽城，借以顯示禹為九州之主，天下從此一統(tǒng)。九鼎繼而成為“天命”之所在，是君權至高無上、國家統(tǒng)一昌盛的象征。大禹將九鼎稱為鎮(zhèn)國之寶，各方諸侯來朝見時，都要向九鼎頂禮膜拜。從此之后，九鼎成為國家最重要的禮器。后夏朝為商所滅，九鼎遷于商朝的都城毫邑。商朝為周所滅，九鼎就遷于周鎬京。后成王在洛邑營造新都，又將九鼎安置在洛邑，謂之定鼎。這就是所謂“鼎在國在，鼎失國亡”。九鼎作為鎮(zhèn)國之寶、傳國之鼎傳徙三代約二千年。無論朝廷還是民間，“禹鑄九鼎”的神圣性已不容置疑。
至西漢時，司馬遷采當時流行說法予以總結歸納，《史記•孝武本紀》載：“禹收九牧之金，鑄九鼎。皆嘗鬺享上帝鬼神。遭圣則興，鼎遷于夏商。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淪沒，伏而不見。” 秦昭襄王時，“秦滅周，周之九鼎入于秦?；蛟凰翁鹕缤?，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”。可見，在周末戰(zhàn)火頻仍的混亂中，九鼎神秘失蹤，成為千古之謎。
秦始皇時，命制傳國玉璽，君權信物已由金轉玉，但其仍思得九鼎?！妒酚洝份d，秦王政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過彭城，齋戒禱祠，欲出周鼎泗水，使千人沒水求之，弗得。至漢時，文帝十六年（公元前164年）方士新垣平云“周鼎亡在泗水中，今河溢通泗，汾陰有金寶氣，周鼎要出現(xiàn)，要在汾陰南，臨河建廟迎周鼎”。后新垣平因詐稱“金寶氣”等事發(fā)被殺，并株連其家室宗族。但武帝即位以后繼續(xù)迷信鬼神，方士們在新垣平鼓吹迎取周鼎五十年后，詐稱汾陰出土寶鼎，獻于武帝，武帝大赦天下，改元元鼎。
秦皇、漢武未得到九鼎，其后帝王便不再繼續(xù)尋覓，卻每有仿鑄之議。據《資治通鑒》載，武則天神功元年（公元697年），夏四月鑄成九鼎，徙置通天宮。豫州之鼎名曰永昌，髙一丈八尺，受千八百石；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荊、梁、雍八鼎，各有其名，髙一丈二尺，受千二百石，各寫其州山川物象，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二十一斤?！端问贰酚涊d，宋徽宗崇寧三年（公元1104年）用方士魏漢津之說，備百物之象，鑄九鼎，翌年鼎成。取九州水土內鼎中，置于九成宮；政和七年（1117年）后又用方士言，鑄神霄九鼎。翌年鼎成。曰太極飛云洞劫之鼐、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、山岳五神之鼎、精明洞淵之鼎、天地陰陽之鼎、混沌之鼎、浮光洞天之鼎、靈光晃耀煉神之鼎、蒼龜火蛇蟲魚金輪之鼎，奉安于上清寶篆宮神霄殿，欽宗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金人大舉入侵，北宋帝后及宮中之物一并被擄。后無下文。
二、傳國玉璽
秦以后，九鼎之地位被傳國玉璽取代。傳國玉璽又稱傳國璽，唐武則天時又改稱傳國寶，為秦以后歷代帝王相傳之印璽，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鐫。其方圓四寸，上紐交五龍，正面刻有李斯所書“受命于天，既壽永昌”八篆字，以作為皇權神授、正統(tǒng)合法之信物。嗣后，歷代帝王皆以得此璽為符應，奉若奇珍，國之重器也。得之則象征其受命于天，失之則表現(xiàn)其氣數已盡。據《南齊書•輿服志》載，傳國璽，秦璽也。晉中原亂沒胡，江左初無之，北方人呼晉家為“白板天子”。此后，凡登大位而無此璽者，則被譏為“白板天子”，顯得底氣不足而為世人所輕蔑。由此便促使欲謀大寶之輩你爭我奪，致使該傳國玉璽屢易其主，輾轉于神州赤縣凡二千余年。然終于銷聲匿跡，至今杳無蹤影，輒令人扼腕嘆息。
“傳國玉璽”就材于“和氏之璧”。春秋時，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，獻與厲王。王使玉工辨識，云為石也。王怒，以欺君罪刖卞和左足。后武王即位，卞和復獻玉，仍以欺君罪再刖右足。及文王即位，卞和抱玉坐哭于荊山之下。文王遣人問詢，曰：“吾非悲刖也，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，貞士而名之以誑。”文王使良工剖璞，果得寶玉，因稱和氏璧。威王時，相國昭陽滅越有功，王以此和氏璧賜之。旋昭陽在水淵畔大宴賓客賞璧，是時有人大呼：“淵中有大魚！”眾人乃離室臨淵觀之，回席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飛。當時疑為門人張儀所竊，于是拘儀而嚴加拷問無果。張儀受此凌辱，懷恨在心，便一氣之下，離楚入魏，再入秦，秦惠文王后元十年（前315），拜為秦相，乃游說諸國聯(lián)秦背齊，復以使節(jié)身份入楚，瓦解齊楚聯(lián)盟。后拘懷王，克郢都，盡取楚漢中之地，終于得報此仇。
后此璧為趙國太監(jiān)纓賢所得，旋被趙惠文王據為己有。秦昭王聞之，“遺書趙王，愿以十五城請易璧”，當時秦強趙弱，趙王恐獻璧而不得其城，左右為難。藺相如自請奉璧至秦，獻璧后，見秦王無意償城，乃當廷力爭，寧死而不辱使命，并以擲璧相要挾，終致秦王妥協(xié)，得以“完璧歸趙”。
秦王政十九年，（前228），秦破趙，得和氏璧。旋天下一統(tǒng)，嬴政稱始皇帝。命李斯篆書“受命于天，既壽永昌”八字，咸陽玉工王孫壽將和氏之璧精研細磨，雕琢為璽。傳國玉璽乃成。據傳，秦王政二十八年（前219），秦始皇乘龍舟過洞庭湖，風浪驟起，龍舟將傾，秦始皇慌忙將傳國玉璽拋人湖中，祈求神靈鎮(zhèn)浪。玉璽由此失落。而八年后，華陰平舒道有人又將此傳國璽奉上。自是，其隨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數次，盡嘗坎坷流離之痛楚。
秦子嬰元年（前207）冬，沛公劉邦軍灞上，秦王子嬰跪捧玉璽獻于咸陽道左，秦亡。傳國璽得歸劉漢。西漢末年，外戚王莽篡權，時孺子嬰年幼，璽藏于長樂宮太后處。王莽遣其弟王舜來索，太后怒而詈之，并擲璽于地，破其一角。王莽令工匠以黃金補之。及莽兵敗被殺，禁衛(wèi)軍校尉公賓得傳國璽，趨至宛，獻于更始帝劉玄。更始帝劉玄三年（公元25），赤眉軍殺劉玄，立劉盆子。后劉盆子兵敗宜陽，將傳國璽拱手奉于漢光武帝劉秀。至東漢末年，宦官專權。靈帝熹平六年，袁紹入宮誅殺宦官，段珪攜帝出逃，玉璽失蹤。
至獻帝時，董卓作亂。孫堅率軍攻入洛陽。某日辰時，兵士見城南甄宮中一井中有五彩云氣，遂使人入井，見投井自盡之宮女頸上系一小匣，匣內所藏正是傳國玉璽。孫堅如獲至寶，將其秘藏于妻吳氏處。后袁術拘吳氏，奪璽。袁術死，荊州刺史徐璆攜璽至許昌，時曹操挾獻帝而令諸侯，至此，傳國璽得重歸漢室。
漢獻帝延康元年（公元220），獻帝被迫“禪讓”，曹丕建魏，改元黃初。乃使人于傳國璽肩部刻隸字“大魏受漢傳國璽”，以證其非“篡漢”也，實乃欲蓋彌彰。魏元帝曹奐咸熙二年（公元265），司馬炎依樣而行，稱晉武帝，改元泰始，傳國璽歸晉。晉永嘉五年（公元311），前趙劉聰俘晉懷帝司馬熾，璽歸前趙。十九年后，后趙石勒滅前趙，得璽。更別出心裁，于右側加刻“天命石氏”。。又二十年，再傳冉魏，后冉魏求乞東晉軍救援，傳國璽為晉將領騙走，并以三百精騎連夜送至首都建康（今南京），由此，傳國璽乃重歸晉朝司馬氏囊中。
南朝時，傳國璽歷經宋、齊、梁、陳四代更迭。隋一統(tǒng)華夏，將傳國璽收入隋宮。大業(yè)十四年（公元618）3月，隋煬帝楊廣被殺于江都（今揚州），隋亡。蕭后攜太子元德攜傳國璽遁入漠北突厥。
唐初，太宗李世民因無傳國玉璽，乃刻數方“受命寶”、“定命寶”等玉“璽”，聊以自慰。 貞觀四年（公元630），李靖率軍討伐突厥，同年，蕭后與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歸中原，傳國璽歸于李唐，太宗龍顏大悅。唐末，天下大亂，群雄四起。唐天佑四年（公元907），朱全忠廢唐哀帝，奪傳國璽，建后梁。十六年后，李存勗滅后梁，建后唐，傳國璽轉歸后唐。又十三年后，石敬塘引契丹軍至洛陽，末帝李從珂懷抱傳國璽登玄武樓自焚，傳國璽就此失蹤。
后周太祖郭威時，遍索傳國璽不得，無奈鐫“皇帝神寶”等印璽兩方，一直傳至北宋。北宋哲宗時，有農夫名段義者于耕田時發(fā)現(xiàn)傳國璽，送至朝廷。經十三位大學士依據前朝記載多方考證，認定乃始皇帝所制傳國璽。而朝野有識之士多疑其偽。至北宋末年，徽宗好風雅，增刻印璽十方，時人有畫蛇添足之譏，其實徽宗似有淡化傳國璽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。
宋靖康元年（公元1126），金兵破汴梁，徽欽二帝被掠，“傳國璽”被大金國掠走，其后便銷聲匿跡。
元至元三十一年（公元1294），世祖忽必烈崩。“傳國玉璽”忽現(xiàn)于大都，叫賣于市，為權相伯顏命人購得。伯顏曾將蒙元收繳各國之歷代印璽統(tǒng)統(tǒng)磨平，分發(fā)給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。傳國玉璽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測。
元至正二十八年（公元1368），朱元璋在建康稱帝，號大明，改元洪武。繼而北伐，蒙蒙元廷棄中原而走漠北，繼續(xù)馳騁于萬里北疆。明初，太祖遣徐達入漠北，窮追猛打遠遁之殘元勢力，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傳國玉璽，然最終還是無功而返。明清兩代，時有“傳國玉璽”現(xiàn)身之鼓噪，然皆附會、仿造之贗品。如明孝宗時，曾有人進獻所謂傳國玉璽，孝宗認定其為贗品而未采用。至清初時，紫禁城藏御璽二十有五，其中一方即被稱作“傳國玉璽”。而乾隆時，高宗皇帝頗好考據，欽定其為贗品。但權且以假當真，聊以充數，亦無深究者。
民國成立，清廷退位，但依優(yōu)待條件，仍盤踞紫禁城而稱孤道寡。直至民國十三年（公元1924）11月，末代皇帝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宮，此“傳國玉璽”復不見蹤影。當時馮部將領鹿鐘麟等人曾追索此鑲金玉璽，至今仍無下文。
由是，歷經兩千余年風風雨雨、撲朔迷離，“傳國玉璽”數隱數現(xiàn)，最終湮沒于歷史的漫漫長河之中?；实垡嗟鲋袊鴼v史，更無所謂“白板”不“白板”矣。
三、金玉無價
從文化學角度言之，九鼎是金文化的極致，玉璽是玉文化之神品，均為傳統(tǒng)文化的重要載體。禹鑄九鼎雖屬傳說，但從陸續(xù)出土的商代大銅鼎可以確鑿證明，至遲在商代，我國就已進入高度發(fā)達的青銅時代，代表著一個重要的文明時代。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“司母戊”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銅鼎，是現(xiàn)存最大的商代青銅器。鼎腹內有“司母戊”三字，是商王為祭祀其母戊而鑄。此外，大盂鼎、大克鼎、毛公鼎和頌鼎等實物，都是西周時期的著名青銅器。以鼎為主流的青銅器所鑄銘文，詳細記載了商周時代的典章制度和冊封、祭祀、征伐等史實，使西周時期通用的籀文即大篆文字流傳后世，形成了具有很高審美價值的金文書法藝術。金文上承甲骨文，下啟秦篆，在漢字發(fā)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。而有銘文的青銅鼎作為金文的載體，也因此更加身價倍增，成為珍貴文物。至今，“一言九鼎”、“問鼎中原”等成語仍在應用，表明九鼎作為一個文化符號，已融入中華傳統(tǒng)而不可磨滅。玉文化則將先人對理想道德最高境界之追求，比附于玉之堅潔精美；將高尚人格之砥勵磨練，寓之于美玉之琢磨精雕。使玉由單純飾佩升華為實用、審美與修養(yǎng)三位一體的倫理人格風范之標志。中華文化具有早熟性特征，先秦時期便達到了不可逾越之高峰。而其后文化之擴展，無不是對先秦文化之解讀、闡發(fā)與稀釋，故而綿延至今的金玉文化，萬變不離其宗也。這種象征性在清代文學名著《紅樓夢》中曾再次予以展示。書中第八回名“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”。云薛寶釵有一金鎖，刻有“不離不棄，芳齡永繼”；而賈寶玉有一玉佩，刻有“莫失莫忘，仙壽恒昌”。即所謂金玉良緣。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這是金玉文化在民間層面的存留，曹雪芹明顯受到古老的鼎璽文化的啟發(fā)。
綜上所述，金文化與玉文化皆為我國傳統(tǒng)文化重要組成部分，其間流淌著我華夏先民之靈性；透過歷代對九鼎和玉璽的膜拜與追逐，可感悟到其敬天知命的誠摯情懷。而從九鼎到傳國玉璽，清晰地展示出金文化向玉文化過渡的過程，材質由金而玉，象征著追求天然高于人工的反樸歸真的價值取向；規(guī)制由大而小，則體現(xiàn)出天命之作用的式微，人事之作用的提升。而數量由九而一，則體現(xiàn)出最高權力不可分割的集權趨勢。二者相互銜接，集中體現(xiàn)了歷時數千年孕育出的傳統(tǒng)文化之神秘性與象征性，因而具有永恒的珍貴價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