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論語》有云：慎終追遠(yuǎn)。意即于喪葬之事必審慎認(rèn)真對待之，以緬懷祖先之功德。墓碑與墓志銘，乃與喪葬密切相關(guān)之制作，為“慎終追遠(yuǎn)”之重要體現(xiàn)，在我國古代社會生活領(lǐng)域內(nèi)地位突兀，影響深遠(yuǎn)。然若云其異同及溯源流變，則尚需娓娓道之。
先談?wù)勀贡V義而言，碑乃所有文字刻石之總稱，包括刻石、摩崖和墓碑等數(shù)種形制?？急鹪?，最初為古時立于宮廟前，用以識測日景（影）及拴系牲畜之豎石。后漸有于其上鐫刻文字者，以作為紀(jì)念物或標(biāo)記；亦用于鐫文告，以昭傳布。秦代及以前皆稱刻石，漢以后稱之為碑。而墓碑者，則專指立于陵墓地表之碑，于墓前墓后者皆有之，而矗于墓前者居多。上刻墓主之姓名、身份、生平、業(yè)績等文字。《禮•檀公下》所謂“公室視豐碑”之碑即指墓碑。而“豐” 者，高大也。墓碑于秦代以前多為木制，本作懸棺入土之用；漢代起改用石制。最初皆埋入土中，后漸改豎于墓道入口處，稱“神道碑”。古碑上方多留有穿孔，即為貫索引棺而下之遺痕也。碑上鐫刻文字，以垂久遠(yuǎn)。最后改在地表之墓前墓后，遂成定制。東漢時起，立碑之風(fēng)日盛，文體亦漸成定格，就碑文而言，則有文有銘。文者，文體為散文之謂也；而銘者，則指文體為韻文者。又，墓碑亦稱墓表，以碑豎于墓上或墓道，以表彰墓主也。對歷史研究者而言，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。
墓碑自然會有大小和形狀之區(qū)別。若不加區(qū)分，權(quán)且可統(tǒng)稱之為碑。而根據(jù)其形狀不同而析之，碑又可分為碑與碣。據(jù)唐李賢所注《后漢書》云：“方者謂之碑，員（即‘圓’）者謂之碣。”意即從正面觀察，上頂平平，正面呈長方形者稱之為“碑”；而上頂為圓弧形、上小下大者稱之為“碣”。另有一種說法，“大者為碑，小者為碣”，乃據(jù)《唐律疏議》引《喪葬令》："五品以上立碑，七品以上立碣。”以官位的高低來規(guī)定墓碑之尺寸，顯然是碑制與官階成正比，而具體規(guī)制未見記載?？?xì)v代史書，墓碑直接稱作“碣”者甚為少見，僅有東漢永壽元年之《孔君墓碣》、柳宗元所撰之《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》等數(shù)例。唐代曾于天興三畤原（古稱陳倉，今陜西寶雞）出土春秋時代秦國刻石“石鼓”十枚，因其所刻文字乃記載秦國國君出獵之事，出土的地點又在陳倉。故而史稱“獵碣”或“陳倉十碣”。然僅是其石形狀與碣略近，而更接近于鼓，且又并非埋于墓地或土中，與真正意義上的“碣”相距遠(yuǎn)矣。因此稱之為“石鼓”則更顯貼切。
完整墓碑應(yīng)有碑首、碑身與趺座。碑首一般鐫有龍、螭、虎、雀等動物造型以為飾；亦有無飾者，直為圭首，方銳圓橢，不一其制，則略顯簡陋。碑首有字謂之“額”。用篆書者謂之“篆額”；用隸書者謂之“題額”。碑身正面曰“碑陽”，一般刻有墓主封號、官階、姓名等；碑身背面稱“碑陰”，一般刻有碑文與碑銘、立碑者姓名、與墓主關(guān)系及立碑時間等；但也有例外。比如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之碑，碑陽、背陰竟無一字，史稱“無字碑”?？计湓颍⒎俏鋭t天本人不想讓后人評價自己之功過，而是另有原由。則天崩，其子李顯即位，是為唐中宗。李顯雖是則天親子，但卻在其淫威下惶恐度日久矣，并幾度險遭毒手。李顯對其母濫施酷刑、濫殺無辜之暴行極為怨恨。則天先后毒死太子李弘（謚號“孝敬皇帝”）；廢太子李賢（高宗第六子，謚號“章懷太子”）為庶人，后又逼其自殺。中宗李顯（高宗第七子）當(dāng)初即位不足一載，便被則天廢黜皇位，貶逐出京。先后二十年間，李顯提心吊膽，惶惶不可終日，以至于每聞則天遣人來探，輒膽戰(zhàn)心驚。李顯長子李重潤（謚號“懿德太子”），愛女李仙蕙（中宗第七女，謚號“永泰公主”）皆因出言不慎而被則天處死。更有甚者，則天晚年處心積慮，謀將皇位傳給其武姓家侄。歷經(jīng)此番磨難而重登皇位，中宗雖不便公開發(fā)泄對其母之怨怒與憎恨，然亦無意再為其歌功頌德，一字不刻是為上策也。因此，則天皇帝留下一塊“無字碑”亦在情理之中。趺座則多用赑屃。赑屃者，傳說中之龍子也，善負(fù)重，以保墓碑之固穩(wěn)也。因赑屃乃神物，即因傳說附會而成，世間未曾或見。而其形狀又頗似龜、鱉（實則仿龜、鱉之形而鐫），故民間有“王八（鱉之俗稱）馱石碑”之說。雖略顯無知少文，然又頗為形象。墓碑之制至今仍在沿用，以記墓主之生平，以托親友之哀思。
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素以等級森嚴(yán)而著稱，陽界如此，陰間亦然。墓碑之作用主要是為死者名身份，所以其形制、大小，無不表現(xiàn)出等級差異。唐宋時準(zhǔn)許一定級別之官員立碑于墓前，并規(guī)定五品以上墓碑為螭首龜趺，高度不得超過九尺；七品以上墓碑為圭首方趺，高四尺。明清時期等級區(qū)分更為細(xì)致：一品為螭首龜趺，二品為麒麟首龜趺，三品為天祿、辟邪（傳說中的兩種神獸）首龜趺，四至七品為圓首方趺，圓首的碑又稱碣。碑身、碑首的高度、寬度以及趺座的高度也各有等差，最高等級的墓碑通高達(dá)一丈六尺。當(dāng)時原則上庶人墓前不許立碑碣，但此禁令并未嚴(yán)格執(zhí)行，一般人死后墓前亦大多立有石碑，只是體小制陋，又無趺座而已。故而只要遠(yuǎn)觀碑制，墓主等級身份則一目了然。
再談?wù)勀怪俱?。墓志銘者，乃埋于墓中并刻有墓主傳記之石刻?！渡裆畟鳌吩疲?ldquo;寶志公歿，梁武帝命制銘于冢內(nèi)。”所指就是墓志銘。一般而言，其往往于安葬時與棺槨一起埋于墓內(nèi)。上面刻有墓主出生及卒葬年月，生平梗概，主要是姓氏、世系、官階、事跡等。墓志又有“埋銘”“塘銘”“塘志”“葬志”等稱謂。另有于墓室墻壁磚石之上書寫或鐫刻墓主之姓名、籍貫、生平等信息，稱為“塞磚銘”，廣義上亦應(yīng)屬墓志銘之范圍。
墓志乃由墓碑發(fā)展而來?？计湓?，乃因東漢末年時，曹操曾嚴(yán)令禁碑，其后魏晉兩代亦因循此令，故而世間墓碑日漸缺稀。然世人追念亡者之情愫仍望有所寄托，于是產(chǎn)生將地表刻石埋入墓中之形式。前已出土于河南洛陽，志文寫明為東漢延平三年（公元106年）之《賈武仲妻馬姜墓志》，據(jù)考是我國最早之墓志?？梢娔怪局吝t在東漢時就已出現(xiàn)。在墓志銘規(guī)制定型之前，其形狀各異，有圭首碑形、梯形方版、方形等，林林總總，形制多多。如清乾隆時出土?xí)x代《劉韜墓志》，只一石，長二尺余，寬尺余，上尖下平，形似玉圭，稱"圭形墓志"；方趺圓首與碣無別者，如《劉寶墓志》。若底、蓋俱全，稱為“一合”，如北魏的《元顯雋墓志》、《馮邕妻元氏墓志》等。至北魏時，方型墓志成為定制。定型后形制為兩塊等大之正方形石版，上下重疊?？逃秀懳恼咴谙聻榈?，刻碑額內(nèi)容者在上為蓋，刻有標(biāo)題，即某朝某官墓志，有些尚飾有花紋、神像，蓋文多為篆書，故又叫“篆蓋”。至于志與銘之區(qū)別，所鐫之文字多始以散文記死者姓名、籍貫、郡望、官爵、生平及生卒年月，稱之為"志"；而文末多有數(shù)句四言韻文加以概括并表達(dá)悼念之意，稱之為"銘"，而合稱則為"墓志銘"。禁碑之令廢除后，此風(fēng)仍不改，從而造成墓碑矗于上，而墓志藏于下之格局。內(nèi)外呼應(yīng)，相得益彰，乃歷史慣性及合力使其然也。
墓志銘大行于隋唐，特別在唐代最為繁盛，數(shù)量遠(yuǎn)勝六朝，至今見于著錄者即有兩千余種，僅張舫的《千唐志齋》所錄即達(dá)1250種。宋元及以后則數(shù)量銳減，但沿襲至清末仍在使用。民國以后，移風(fēng)易俗，西式葬法逐漸推行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，墓志銘之作漸衰。至新中國成立，喪事從簡，并推行火葬，墓志銘之制已鮮見于域中矣。
由于墓志銘深埋于地下，較之矗立于地表之墓碑更易保存而少有損毀，可以稱之為地下檔案資料，最為直接、最為真實，因而對于歷代政治、軍事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等諸多領(lǐng)域之研究均有重要價值。首要者乃考古價值，多可補充或糾正歷史文獻中之闕遺與舛誤。如1974年河南省浚縣出土的唐代《上柱國邢國公李密墓志銘》，得以彌補新、舊唐書無李密安葬記載之缺陷，同時亦糾正了舊唐書中關(guān)于李密安葬地點之錯誤。其次為藝術(shù)價值，歷代許多墓志銘堪稱文物珍品，撰、刻墓志銘之作者，多系歷代書法、金石、文學(xué)名家，素為學(xué)術(shù)界所重視。因此，亦是研究文字演變與書法藝術(shù)之珍貴資料。例如唐代大文學(xué)家韓愈所撰《柳子厚墓志銘》，不僅文筆生動，感情真摯，膾炙人口，且書法拓片至今仍為后人臨摹之法帖。同時，由于其具有一手資料之可靠性，可作墓葬斷代之確證，因而具有相當(dāng)珍貴的學(xué)術(shù)價值，被歷代史家所重。
總而言之，墓碑與墓志銘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之寶貴遺產(chǎn)，值得社會各界重視、保護與研究。而就筆者而言，能有助于同好了解二者之來龍去脈與形制異同，則吾心足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