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12月12日凌晨，吾師鐘翰先生在被病魔折磨了近兩年之后，那顆堅強的心臟最終停止了跳動，從而走完了他九十四年漫長坎坷而又輝煌充實的一生。早上八點半，大師姐定宜莊伴隨著抽泣將噩耗告知于我。從她那沙啞的聲音中，我能感覺到她發(fā)自內(nèi)心的悲痛與傷感。放下電話，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靜。盡管這個消息已在意料之中，但仍然難以接受。我至今仍然覺得，先生不會離去，他仍然像往常那樣談學講道，評古論今，眉飛色舞，手勢連連。從那天起一直到現(xiàn)在，我的情緒一直莫名地低落，悵然而若有所失。看到階前飄零的落葉，便引出哲人其萎之無奈；遭遇撲面而來的寒風，則輒發(fā)造化無情之感慨。最是文人無本領，既不能減輕先生之病痛，留住先生之生命；又不能為其家人伸出援手，分擔悲苦。思來想去，只能將真情實感作文一篇，以聊表緬懷哀惋之情。
自1994年得入先生之門，今已十又三載。光陰似箭，恍然如昨。在當今這樣一個教授遍地，“大師”滿眼的時代，能投到一位名副其實的名師教授的門下，是何等不易，又是何等幸運。然而幸運竟降臨到我這樣一個先天不足、后天失調(diào)，資質(zhì)平平而又定力甚差的愚人頭上。每每想來，總覺得不可思議，只能由衷感謝上蒼的惠顧和先生的錯愛。然而盡管是惠顧與錯愛，卻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，甚至可以說是再造了一個新我。
先生長我44歲，應屬祖父輩份，且在學界有泰斗之譽，而給我最深刻的感受，卻恰恰是先生的平易近人，從不擺譜。不僅每次拜訪先生均要親自迎送，且贈書皆題以“永君同學兄指正”，真是令我誠惶誠恐，不知如何是好?？计湓?，大概是先生出身寒素，向無依憑，完全靠個人努力，艱難跋涉，步步為營，久之便形成了為人低調(diào)，溫良恭儉的處世風格。豈不知，“苦大仇深”、歷盡坎坷之輩，一旦得勢，頗不乏居高臨下，氣指頤使者，具體例證俯拾即是，不勝枚舉。而先生能將謙遜美德保持終身，當屬難能可貴，是美好人性光輝之閃耀與發(fā)散。
回想起十幾年來，先生打電話召我，第一句話總是問：“你有時間嗎？有時間的話能不能來一趟？”客氣得簡直讓人承受不起。其中只有一次除外。那是1998年9月29日上午10點左右，我打電話問先生有沒有事情需要我做。先生張口便道：“你馬上來！”我感覺大事不好，拔腿便往先生家趕，見34單元門口停著一輛救護車。我心里一緊，躥上三樓，只見120急救站的工作人員正把擔架鋪在客廳的地板上。再看床上，涂師母雙目緊閉，鼾聲如雷。急救人員加上司機只有三人，而抬擔架需要四人，所以先生叫我趕來，正好湊手。把師母放在擔架上往樓下抬時，她的一只手恰好搭在我手上，冰涼冰涼，我預感到兇多吉少，師母于當天下午五點離開人世。我們幫先生在客廳布置了靈堂，我把師母的一張近照放大，擺在靈堂正中。像框里的師母神態(tài)安然，慈祥平靜。自此，師母的遺照一直陪伴著先生，直至最后。先生撰寫的《悼妻文》，可謂悲涼真切，字里行間蘊涵著患難夫妻相濡以沫的縷縷親情。記得有一次，我曾與先生談道，當今時興找后老伴，既可照顧您生活，又能減輕子女負擔。先生當時凝望著老伴遺像對我說：“還真有人給我寫信，這人40多歲，家住東北，說她一直崇拜我，現(xiàn)在愿意陪伴我生活。別人的事我不管，可我管得了我自己。一是我不能對不起我老伴，二是我不能老了老了，再坑害一個女人。”語氣之堅定，堪稱斬釘截鐵。此后該話題便從未再提起過。
先生十歲時，入私塾讀經(jīng)，后又長期就讀于教會學校，并曾于中學時代正式受洗，皈依基督。但就我觀察，其心靈深處的情感色調(diào)仍具有鮮明的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底蘊。先生出身農(nóng)家，師徒父子的傳統(tǒng)理念一直影響著他的行事為人。他少小離家，漂泊在外，一直有把業(yè)師當做家長的古老情結。1934年，先生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，從此出入洪煨蓮、鄧之誠二位先生之門，成為洪、鄧二位大師的得意門生，并將師徒兼父子之真情厚誼保持終生，歷經(jīng)磨難，老而彌篤，確令人欽羨不已。先生每每提及與二位恩師之過從，經(jīng)常是雙目中蘊涵著淚水，言語中蕩漾著真情。當然，師生之間的交往，不是一廂情愿，而要靠雙方之互動。就我觀察，先生與洪師關系雖屬緊密，但師生色彩更加明顯。因洪師早年留學美國，受西方文化影響很深，家族觀念相對淡薄，且更欣賞英語和其它外語水平高的弟子；先生英語水平不屬出類拔萃，所以不是洪師目中最得意的門生。但先生對洪師一往情深，終生不逾。路遙知馬力，先生以一生忠厚，于晚年時終于贏得了洪師的最高信任，被托付將私人藏書贈予國家。先生謹遵師命，完成了這一遺愿。先生還與同門諸學長翁獨健、周一良等諸先生一同將出版《洪業(yè)論學集》之稿費捐出，作為“洪業(yè)獎學金”基金，獎勵北大、民大等兩校歷史系本科生、研究生，同時作為對恩師的紀念。1982年，先生應邀訪美，時洪師已謝世逾二載。先生趨至恩師墓前，行跪拜禮，并灑掃祭奠。凝望遺像，老淚縱橫，徘徊良久，不忍離去。此后，先生與恩師后人二十余年間書來鴻往，多有交游，以延舊誼。
先生與鄧師的交游，則屬典型的師徒兼父子類型的典范。鄧師是清閩浙總督鄧公廷楨曾孫，數(shù)代簪纓，世家風范。然世家子弟往往不置生業(yè)，故而多將傳道之愿寄予弟子。先生對鄧師之才學人品心悅誠服，便望門投之。師亦激賞先生之勤奮好學，師生情義與日俱增。鄧師著述素以行文酣暢、文采飛揚著稱于世，時人有“文曲星”之目。且工詩賦，喜收藏，通金石，擅篆刻，有古名士風。先生則刻意模仿鄧師行文風格，每有習作，必呈請批閱。師亦逐字潤色，多予指點。先生行文風格，喜以文言寫作。且以“字斟句酌，不墜空談；惜墨如金,方謂自重”為法，頗得鄧師著文要領，并傳其學也。在與鄧師數(shù)十年的交往中，先生幾乎是以師為父，侍奉至謹，寄情甚殷。日寇占領北平期間，鄧師被捕，釋放后“不食周粟”，生活來源斷絕。先生即赴天津從商，賺錢支撐恩師家庭達數(shù)年之久；先生新婚，應邀在鄧師家居住一年，與家庭成員無異；鄧師病危期間，先生以右派下放沈陽，囑妻代其侍奉左右，并料理后事；后應鄧師家人之請，先生為師撰就并題寫碑文；鄧師所撰《五石齋日記》手稿一直由先生保管等等，上述一切足以表明，先生視鄧師為父，而鄧師亦視先生為子。
正因有這樣的經(jīng)歷，使得先生對弟子的關懷，亦頗與父愛相仿佛，這是我們一門師兄弟共同的感受。就我個人而言，因辦公地點離先生家很近，加之坐班聯(lián)系方便，十幾年來與先生交往較多。師徒二人經(jīng)常促膝而坐，其樂融融。一次，先生命我陪同赴人民大會堂出席國際清史研討會，因出發(fā)時間早，故邀我住在先生家中，但因怕叨擾先生而未敢從命；2003年8月先生九十華誕，在昌平舉行學術研討會，先生命我同住，我陪伴先生兩天兩夜，為師侍奉湯飯，鋪床寬衣，晚間比床而臥，談笑風生，當時覺得先生就像自家祖父或父親，是那樣親密無間，那樣輕松和諧。感情來不得半點牽強與造作，先生的魅力就在于平易而親切。一個人在其最后的歲月，往往會因絕望而顧不上顏面，但先生一直到最后仍保持著智者的豁達。今年中秋節(jié)前一天的9月24日下午，我去先生家探望。當時他躺在臥室的床上，面容清癯，體力微弱，但思維依然清晰，目光仍然明亮。他望著站在床前的我說，今天我覺得你怎么這么高大??？我說怎么可能？只能越來越抽抽。他聽后微微一笑，平靜地對我說，我才是越來越抽抽，那最后一天看來馬上就要到了。我當時一陣莫名的傷感不禁油然而生。第二天，先生便再次住院，且病情急轉(zhuǎn)直下，再也沒有回來。12月19日，先生葬禮在八寶山舉行，我們眾弟子為先生守靈。待告別先生的眾人離去后，我們含淚簇擁到先生遺體前行禮。姚念慈師兄問我，你準備行什么禮？我說我不管別人，我是要行跪拜禮，他說他也準備這樣做。當我們走到先生跟前時，幾乎是不約而同地跪在地上，為先生叩首，真是淚眼縱橫，哭聲一片。男兒有淚不輕彈，男兒膝蓋有黃金，我上一次含淚下跪，是送別我父親的時候。而此次這一跪也是我所必須要做的，不然則難表對先生的懷念感激之情，不跪，我將遺憾終生。先生也承受得起這一跪，因為他對他的恩師也是這樣做的，且對弟子有值得跪送的恩德。
幾周以來，先生的音容笑貌時常浮現(xiàn)在眼前，使我不斷回味十幾年來從先生那里得到的一切。的確，一生中能遇到一位有能力提升自身價值、改變自己命運的人，無疑就是貴人。我不禁想到，自己雖然僥幸考取北大歷史系研究生并獲得碩士學位，但投到先生門下時，盡管已是三十七歲的年齡，卻尚未正式發(fā)表過一篇學術論文，未精讀過一種經(jīng)典，對前景更是一片茫然。先生不棄，把我收在門下，幾乎是從頭教起。他第一次上課就問我，你讀過幾種經(jīng)典？比如《四書五經(jīng)》和《道德經(jīng)》，哪一經(jīng)熟悉些？我說大致都瀏覽過，但沒有一經(jīng)熟悉。先生認真地說道：要認真讀，逐字逐句讀。對于治中國古代史的學者而言，沒有幾部經(jīng)典墊底，學問就飄然無根，要下大工夫?！端臅分校刈x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，《中庸》和《大學》篇幅短，掌握要容易些。《五經(jīng)》也很重要。在中國古代，文史哲不分家，但也各有側(cè)重。文學的源頭在《詩經(jīng)》，史學的源頭在《尚書》，哲學的源頭在《易經(jīng)》，都要好好讀。自此，我硬著頭皮開始硬啃這些古籍，并從如墜五里云中到逐漸有所感悟。現(xiàn)在回想起來，盡管當時已有史學碩士和博士生的虛銜，且自我感覺良好，但竟然一部經(jīng)典都沒認真讀過，真是汗顏。后來我經(jīng)常想，當下，連史學博士居然都不用讀經(jīng)典，那經(jīng)典到底丟給誰來讀？在那些飄然無根的學問大行其道的當今時日，先生的教誨簡直就是空谷足音、大雅不作也。
先生秉承鄧師家法，對文字工夫要求甚嚴，絕不滿足于文從句順，而是要行云流水。他對當今流行的行文風格表現(xiàn)出較強烈的不滿與憂慮，多次提到要借鑒清代桐城派散文的行文風格。先生強調(diào)，鄧師行文風格便是以桐城派為基礎，經(jīng)過自身摸索而形成。先生總結歸納為“采文言句式而慎用之、乎、者、也；史料力求準確可靠，立論力求精當公允，行文力求洗練流暢，結構力求緊湊合理，不用乖僻之字，不引艱深之典，不墜無謂之談，不惜文章短小。他強調(diào)，學者要自立于學林，就一定要逐步形成自己的風格與特色。談及白話文體，先生在肯定其為當今潮流的同時，曾批評道：滿紙“的”、“了”，實令人不忍卒讀。先生要求，寫文章要有煉句意識，逐字敲打，平仄亦當考慮，讀之瑯瑯上口的原因殆在此也。關于節(jié)奏的掌握，先生認為以四字為一句最為適宜，但也不能沒有變化，不然則顯得生硬刻板；要兼用三字、五字者，六七字一句偶爾也可用之，但再長則不美，有讓讀者喘不過氣之嫌。先生援引桐城三祖姚鼐所提倡的“義理、考據(jù)、詞章”等三方面為標準，并以當今學術話語予以闡釋。認為“義理為思想性，即構筑理論之框架，屬于哲學層面之精神關懷；考據(jù)即學術性，乃取舍史料之方法，屬于史學層面之學術功力；詞章即可讀性，即結句行文之風格，屬于文學層面之造詣水平。故而就現(xiàn)代史學而言，其根基不僅在史料之考據(jù)，哲學層面之義理當居首位，而文學層面之詞章亦必不可少。這種具體而明晰的指導，使我很快便茅塞頓開，行文水平大見長進，飲水思源，皆先生指點迷津之功也。
先生與我聊得最多也是我最喜歡聽的，是他所經(jīng)歷的那些趣聞佚事，諸多片段耐人尋味，難以忘懷。例如關于取名，按家譜“國家顯忠臣”之順序，先生屬忠字輩，因生于民國二年，漢民族精神復蘇，故得名“忠漢”。直至臨去長沙求學前夕，席寶田（東安縣耆碩，曾國藩愛將，因擒獲太平天國幼天王而贈太子少保。先生之伯父長期在席家當差，故有世交之誼）嫡孫席式乾對先生曰：“忠漢之名過于直白，我為爾取字為“鐘翰”如何？王是指王羲之，鐘是指鐘繇，翰乃翰墨，可預示爾將來寫一筆好字；鐘亦可詮釋為鐘情，翰兼有書翰之意，可預示爾必能文思泉涌，學問有成”。先生多次講到此字取得不俗，且為先生日后發(fā)展指明了方向。
此外，趣聞佚事中已不乏令人難以置信者。先生多次與我談道：“有一年，在洪師家遇到一位算命先生，此公神通廣大，曾在袁世凱手下當差。當時鄧師恰好也在場，洪師請此公為二人估算壽命。他認真看過鄧洪二位面相后說，鄧先生文曲星下凡，當享孔圣之壽；洪先生浩然正氣，壽當在亞圣之上。我也忍不住在旁插話說：能否也給我算算？此公端詳良久，然后說道：你一生將有兩大劫難，只要能挺過去，享壽當在你的二位老師之上。我當時將信將疑，只當是聽笑話。但事實證明無一言虛妄。鄧師去世時，恰好是73歲；洪師享壽88歲，超過孟子4歲；我經(jīng)歷了在哈佛大學未得學位和二十年右派兩大劫難，至今已活過九十，超過了兩位老師，他算得還真是很準啊。”我到現(xiàn)在也一直覺得蹊蹺，真是令人不可思議。我想，這也許就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吧。堅定地相信某些人和事，可能會形成一種精神支撐，使人堅強。先生在哈佛求學失去博士學位時，失落和郁悶可想而知。因為他是燕京大學派遣生中第一個空手而歸者。不僅是個人的損失，也給學校和哈佛燕京學社蒙羞。以先生以往的一路順風和才高氣傲，這突如其來的精神打擊實在是難以承受。先生曾對我說：“我離開美國時，某同學送我上船，握著我的手鄭重地說道：‘要想開啊，千萬不能跳到太平洋里去。’此時我想到，這是一大劫難，我一定要挺過去也能挺過去。”回國后，在評定職稱時，法學院長為給自己手下的人爭主動，便以未拿到學位為借口，使先生未能獲得副教授職稱。但不久先生便時來運轉(zhuǎn)。共和國成立后，學位不再重要，先生很快便晉升為副教授，兩年后又晉升為教授，興高采烈，不能自持。終于樂極生悲，招來了第二次劫難。
五十年代初，先生是民院最為積極地向組織靠近的進步教授之一，并出任校工會副主席，為職工利益而奔走。傅樂煥先生（清代第一位狀元公山東聊城傅以漸后人，著名學者、前北大校長傅斯年先生家侄）曾多次勸先生要潛心學術，不要太熱衷政治，但先生認為他落后消極，不以為然。反右斗爭開始后，先生響應號召，積極參與，并開誠布公地與吳文藻先生等合寫一張大字報，向組織交心，結果被劃為右派，一夜之間變成人民的敵人，勞改、降級，且似乎永無出頭之日。傅樂煥先生勸先生一定要想開，不可尋短見。但想開談何容易？先生想到，這場劫難是命中注定，只能挺住，但未成想?yún)s又一次“因禍得福”。文革乍起，紅衛(wèi)兵興，對專家學者的沖擊力度遠遠勝過反右。而右派們因?qū)?ldquo;死老虎”而靠邊站，反而比較超然平靜。傅樂煥先生因與傅斯年（當時已去臺灣）的關系而被審查，不久便投水棄世。作為“遼史三大家”之一的著名學者，就這樣結束了本不應戛然而止的一生。每每提及此事，先生的遺憾之情總是溢于言表。
先生信命，心結的作用往往難以逾越。他多次講過，自己的壽命不會超過母親。先生在家排行老九，自幼受母親關愛勝過兄姊，對母親感情很是深厚。老母一生儉約，開朗恬淡，長期寡居，和睦鄰里，以96歲高齡無疾而終。九十歲時，先生參加體檢，未見任何異常。據(jù)說民大歷史系教師中，所有指標均正常者只有一位，就是王鐘翰先生。一時傳為美談。然年過九十以后，先生總說壽命以二年為期。先講爭取活到九十二歲，又言活到九十四歲。我總說先生至少是百歲之壽，先生每每聞之，輒連連搖頭。記得在2005年12月22日，我陪同先生去人民大會堂出席<影印版文津閣《四庫全書》>首發(fā)式。先生興致頗高，在會上談笑風生，并應邀題詞，曰“博學于文，行己有恥”。首發(fā)式結束后，我攙扶先生走下臺階，突然感覺先生腳下一軟，我用力一提，先生才未跌倒。元旦時，先生說自己總感覺乏力，到春節(jié)時，腿已開始浮腫，不久便住進積水潭醫(yī)院，被確診為肝硬化晚期，從此再也未能康復。
從個人性格角度言之，先生作為學界巨擘，固然過人之處甚多，不勝枚舉。但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當屬謹遵師命和聽從醫(yī)囑。先生原本興趣寬博，視野開闊。曾撰寫并發(fā)表《<游仙窟>作者考》便是明證。而自洪師將先生研究領域定位于清史之后，先生謹記于心，發(fā)奮努力，力求于清史滿族史領域與日人折沖，悠悠六十余載，未曾少懈。其間點校史籍，裒輯資料，發(fā)微辯難，著成五《考》，研究之深廣、考證之精詳，今世學者難有其匹，卻不曾有一文跨越清史及相關領域。如此聽話的弟子，至今已鮮見于域中矣。再者，先生謹遵醫(yī)囑，對醫(yī)生的話言聽計從。我曾向先生請教長壽之道。先生沉思片刻，認真地說：其實我沒什么特別之處，就是平時生活要有規(guī)律，定時定點，不能打亂；一旦得病，不能諱醫(yī)。要及早診治，聽醫(yī)生的話。讓打針就打針，讓吃藥就吃藥，不能亂來。人至高年，多有病痛。我曾經(jīng)歷過先生數(shù)次住院。一次是在1995年，先生因尿血住進協(xié)和醫(yī)院。被診斷為膀胱結石，據(jù)說有核桃般大，需做手術取出，非常痛苦，且有一定風險。我暗思先生已是82歲高齡，還有無必要做？能否承受得起這樣大的手術？但先生非常堅決，說趁著身體狀況尚好，一定要盡快做手術，以除后患。手術后，我見到躺在監(jiān)護室里的先生，便身插滿各種管子，表情痛苦，因未戴假牙，顯得非常蒼老，當時真是百感交集。但不久先生便恢復健康順利出院，證明還是醫(yī)生和先生的決斷正確。另一次，是1998年，先生因白內(nèi)障住院，需要進行手術。我想到如此高齡，這手術是否值得做，便勸先生慎重考慮。但先生口氣堅定地談道：我不做手術，就不能再看書看電視，那樣比死還難過，所以趁著還不太老，一定要盡快手術。但第一次手術因植入晶體失敗，未能達到預期效果，先生又要求再次手術，終于使視力恢復到能夠閱讀書籍、觀看電視的程度。從而又贏得了大約十年時間，先生的確有先見之明。
當然，聽話亦并非有利無弊。先生因?qū)︵嚒⒑槎熤叻绨菟埔堰_到言聽計從的境界。所以對生活嗜好也多有仿效。鄧師善飲酒，先生模仿并有所光大，終身豪飲，直至臨近九十歲時，方因患急性肝炎遵醫(yī)囑而戒之。1948年，先生奉洪師之命自哈佛回燕大，主持引得編纂處工作。辭行時，師問鐘翰是否吸煙？先生以不吸作答。師曰：吸煙為至美之事，既可提神，復可助思，其樂無窮，勝飲酒者多矣。并以煙斗一支加上等煙絲一筒相贈。以師本意，是想以吸煙取代先生嗜酒之積習。而先生不但豪飲如故，卻從此又終日煙斗在手，吞云吐霧，頗有乃師之風。涂師母責之戕害身體，先生每以“謹遵師命”對。直至30年后，先生已年近古稀，仍終日吞煙把酒，持之以恒。涂師母以先生健康計，強令二者必去其一，由先生自擇。先生反復權衡，飲酒不僅是模仿鄧師，且是其樂無窮之事；而吸煙雖是謹遵洪師之命，數(shù)十年間卻并未體味到多少快樂，于是立戒之。其實，煙酒皆無益健康，過分嗜之，則必受其害。先生最終因酒精型肝硬化引起腎衰竭而辭世，當屬喜劇開場而悲劇結局也。
作為學者，往往對尊嚴的珍視甚于生命。然而，疾病的長期折磨，足以使不少人精神崩潰，尊嚴盡失。但先生輾轉(zhuǎn)病榻的近兩年中，一直保持著清醒的頭腦、不屈的意志、豁達的氣度和高貴的尊嚴。對所有探視者彬彬有禮，對醫(yī)護人員尊重服從，忍受著巨大的痛苦，從未有失態(tài)的舉動，醫(yī)生護士乃至護工皆稱許有加，認為先生是最好的病人。在最后的日子里，先生因腎衰須進行血液透析，血液在體外循環(huán)，遍身插滿皮管，令人不忍足睹。但先生仍平和而安詳，向探望者點頭示意。直至最后陷入昏迷，將尊嚴維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在先生駕鶴西歸后，認真盤點先生的精神遺產(chǎn)，是后人責無旁貸的使命。就學者的價值取向而言，大概可分為兩類。一類主于疑，一類主于信。就我觀察，先生屬于后者，他對別人所說的話，大都聽信。所以在做系主任時，給人們留下的行政風格是“先告為贏，先說有理”。但一旦發(fā)現(xiàn)某人說假話，則再說什么他也不再信。這就是先生的性格特點。
對于一個學科的確立而言，對本研究領域相關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必不可少。而要想成為學術大家，在基本史料的整理方面的貢獻也是一個重要方面。自1971年始，先生借調(diào)中華書局，參加點校《清史稿》，并最終圓滿完成了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學術重任。再者，先生還獨力點?！肚迨妨袀鳌范畠?，輯錄朝鮮《李朝實錄中的女真史料簡編》一書，為日后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，同時也為本領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。此外，由于先生畢生在清史滿族史領域辛勤耕耘，一方面致力于構建學科理論，另一方面不斷推出力作精品。近300萬字的學術成果，幾乎成為后人難以逾越的經(jīng)典示范。最后一點，先生循循善誘，誨人不倦，以終身教授的身份，先后指導碩士生、博士生二十余人，其中不少人已成長為本研究領域的佼佼者。因而在培養(yǎng)造就清史滿族史學術團隊方面，做出了突出貢獻。上述的一切，使先生成為繼往開來、彪炳青史的學術大師，贏得了國內(nèi)外學術界的廣泛贊譽與尊敬。
通觀先生一生，學而不厭，信而好古；歷經(jīng)坎坷，不改其志；勤于筆耕，著述宏富；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；誨人不倦，桃李滿園；兼濟天下，復善其身；松齡鶴壽，功德圓滿。以不懈之求索，親身實踐孔子所云之“不憂不懼，內(nèi)省不疚”，孟子所云之“仰無愧于天，俯不怍于地”，于人格修養(yǎng)與學術成就方面達到高深之境界，足可副“君子”之盛名也。
昊天不吊，喪我哲人；其神恒在，其魂永存。作為弟子，縱有千言萬語，也難表衷情于萬一。悲痛之余，惟有將先生未竟的事業(yè)繼續(xù)推向前進，以告慰先生在天之靈。最后，我想用在先生葬禮上我獻上的挽聯(lián)作為本文的結語：自此無從聆教誨，終生不忘再造恩！